时间:2025-08-13 11:03:25编辑:佚名
科举制改变了中国古代上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可以说是改变平民百姓命运的重要制度,而且科举制对我们现代的高考都有很大影响的,时至今日,高考仍然是我们改变命运比较稳妥的一条道路。在古代更是改变平民百姓命运比较稳妥的一条路,武科举也是一样。
武科举是武则天所创的选拔武将的考试。中国历史上的武科举制度创始于武周,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开设“武举”选拔有武艺的人,次年又令天下州教人习武,此后每年与明经进士一同考试,成为常科。一直到清朝时改称武科。
据不完全统计,从唐朝到清朝武科举共产生武状元293人,其中唐朝41人、宋朝74人、明朝57人、有据可查的清朝有109人、另有3人无法考证,也有人说清朝共112个武状元之说。
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朝,明朝武举创制较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朝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较为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但清朝只设武举而无武学,可以说为近代中国军事落后埋下了祸根。
创立背景: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举制度也是她执政时期开始的。旨在为了国家选拔将才,与文举比较,其重要性不及文举,武举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举。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国家网罗武备人才的重要制度。武周时期的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
宋代完善。从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
宋代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吴兵法等,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武将有唐代的郭子仪(唐光宗开元初年武举),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学武,徽宗授武状元)等。
元代废止。明代兴盛,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
到明朝时武举考察内容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答策笔试中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年),才根据太监汪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试、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
清朝在明代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者为合格,步射九矢中五者为合格。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一百二十斤;石分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合格者才能笔试。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
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
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
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第一名称为武状元,第二名称为武榜眼,第三名称为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进士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钦点)。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
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在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举等级差别很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不大一样。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其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后,通常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是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正三品)、武榜眼、武探花授二等侍卫(正四品),二甲前十名授三等侍卫(正五品),其余授于从五品守备等。
内场考试也叫考文,对大多数武夫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论”是试题写一篇议论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是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为一百字左右。
录取名额,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后来规定不拘定额。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平均以120人计,录取比例差不多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产生了112个武状元,112个武榜眼和武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336名。
武乡试、会试时间,以清代为例。
乡试时间,正科考试:在子、午、卯、酉年的农历8月举行。
恩科考试:若遇皇帝登基,太后庆典等国家庆典,可加恩科,通常在十月举行。
会试时间:正科考试,乡试次年九月(乾隆前多在二月)举行。
殿试:会试后由皇帝亲自主持,通常在十月初举行。
关于“武魁”的含义,一般武举人可称为“武魁”。在清代科举体系中,武举人(即武乡试及第者)通常被称为“武魁”, 这一称谓即包含对武举人身份的认可,也隐含对其在科举中取得名次的褒奖。
具体解释:武魁在清代科举中具有双重含义:
1、泛称:清代乡试中,一般武举人(即未考中前五名的考生)均被称为“武魁”这是对其通过科举考试的认可。
2、名次标识:若武举人位列前五(如解元、经魁等),则“武魁”特指前五名,第六名称为亚魁。例如同治壬戌年1862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宗干为同治壬戌恩科乡试中式第一百一十八名举人阮为山立“武魁”匾,这方“武魁”匾有着160年历史的古老文物。是石䘵山先生的藏品。诚然,在河南省新密市靳寨刘氏祠堂挂有同治六年(1867年)刘金华在河南武乡试中得中第六名武举人的“武魁”匾(仿品),原件已遗失。(匾额内容武魁,落款大清同治六年十月第六名武举人。)这些对 研究匾额文化有一定的意义。
综上,“武魁”是清代对武举人的通用称谓,即包含对科举身份的认可,也隐含着对其名次的褒奖。它不是官方 统一册封的职称,而是民间对武举人的习惯性尊称。因风俗习惯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也有指武乡试中前五名、或前六名的叫“武魁”。也有指在殿试中得中一甲(前3名)者。总之得中武举人或武进士比文举人文进士还不容易。不但要武功了得,还要有文采。
关于得中武举人而无有晋级为进士等下届科举还可参加会试考进士,这是为了晋级,但已得中进士,下届是不可能再参加会试、殿试了。原因是已得中进士,并已作了官,再者即是参加也不可能就会得中状元,所以也无有人会这样,而且也没必要。
关于得中功名人在自家祠堂立旗杆的相关事宜:首先是规格形式,过去得中功名的人要在自家祠堂立旗杆,旗杆一般是硬木料,如杉木、楠木、松木、柏木。高一般约3—6米左右。文、武有区别,举人、进士有别。一般文功名,举人对应“单斗桅杆(竖一个斗)”,进士对应“双斗桅杆(竖立两个斗)”,或顶部设毛笔雕饰。武举对应“单坐狮(旗杆顶部)”,武进士对应双坐狮。底座上刻有姓名、身份等。配套还有牌匾等。也有不立旗杆,如新密市靳寨刘氏祠堂刘金华于清同治六年十月武乡试得中第六名武举人、同治七年10月殿试中得中二甲第一名武传胪。祠堂正门两侧挂钦点传胪匾和“武魁”匾,祠堂两山顶安装有“铁龇飒”(用铁做的铁鈘钗)见下图,以示刘氏家族出了武功名人物。“铁龇飒”(铁鈘钗)指的是地方方言所组成。其意思是比较利害。意思是表达出了有武功名的人物。农村俗语,你龇飒啥,一般指出了有武功名的人物才可“龇飒”。今浅谈一下武科举的那些事,旨在让更多人了解一段历史和文化。(河南省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 刘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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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往事
长衡会战,从1944年5月26日战役开始,至6月18日,日军完成对长沙的合围。
18日,日军4个师团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并施放毒气,猛攻长沙,守城的张德能第四军顽强抗击后,因为我薛岳的“天炉战法”失效,国民党部队,粤军和中央军关系失衡。迫不得已,残部向湘乡、永丰撤退,长沙失陷。
之后,日军又乘机南下,进攻方先觉守衡阳的第十军。至7月初,各路日军完成对衡阳的战略合围。
中国军队,迫不得已,在衡阳外围与日军展开争夺战,时进时退,未解衡阳之围。守城的第十军喋血苦战,伤亡惨重。
8月8日,军长方先觉眼看“补剂”未到,含泪下令投降,衡阳失陷。长衡会战历经3个多月,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统计,国军伤亡9万多人,日军伤亡6.6万多人。
这是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之间震惊世界的一战,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去年11月到长沙考查抗日历史,右起:电影《抗日将军张德能》总策划、市政协张振敏,和编剧曾阳漾、制片人梁庭辉
长衡会战要图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第九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共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共约40万人。
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
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制片人梁庭辉与长沙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先生,深谈长沙大会战内幕和过程。
时间,回到1944年的长沙保卫战,当时薛岳挑起大梁,数次挫败日军,让敌人兵锋止步于长沙城下。然而,此时已经是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似乎已经搞懂了薛岳的打法,这一次日军志在必得。
在开打之前,薛岳依旧很自信,他派出自己的心腹爱将张德能率领第四军守卫长沙,试图重新复刻之前的“天炉战法”消耗日军。
制片人梁庭辉、编剧曾阳漾和唐智轩先生,在抗日文化研究会门前合影纪念。
张德能将军,为什么会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下呢?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在开战之前,国军内部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薛岳虽然能征善战,但也有时候听不进建议,继续“天炉战法”。
蒋介石曾下令:让早做准备提防日军将会再犯长沙,但他认为日军暂时不敢前来;等到日军大量集结后,参谋长赵子立劝说薛岳重心放在衡阳决战,薛岳也没有听从,他坚持要在长沙继续“天炉战法”。
如此一来,还未开打,薛岳就与蒋介石有分歧,而且和参谋长赵子立存在龃龉,这也是当时国军领导层的一个缩影,他们各有所想,意见不统一,所以很多事情便做不好。
张德能的第4军,下辖第59、90和102师三个师,由于第4军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嫡系部队,所以在人员和武器上都是比较先进的,部队战斗力也比较强悍。
第9战区炮兵部队,还拥有榴弹炮、野战炮等50多门火炮,火力强大。然而,当日军推进到长沙附近时,薛岳却转移到离长沙80公里的朱亭,临走时并没有确定长沙守卫战的最高指挥。
致使第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第9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互不统属,造成多头指挥现象,使部队协调不力,指挥混乱,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长沙麓山忠烈祠
军队在部署上,张德能让第59、102师守卫长沙城区,第90师守卫岳麓山一线;炮兵部队听从王若卿的指挥,把小口径、射程近的火炮部署在长沙城附近协助步兵防守城区,大口径、射程远的火炮,则部署于岳麓山阵地。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6月15日晚下达命令,于16日开始总攻。事先专门进行步、炮、空协同作战训练的第34师团,负责进攻岳麓山阵地,压制岳麓山炮兵火力;专门受过城市巷战训练的58师团,则负责攻击长沙城的守军。
由于,战前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城区,日军进攻部队又准备充分,第90师以一师之力难以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在飞机掩护下的猛攻。
18日日军攻上岳麓山山顶,控制了第9战区炮兵阵地,致使数十门大炮被遗弃,这些可都是大口径的大炮,火力损失非常惨重。
日本指挥官横山勇。
岳麓山阵地危机时,张德能才意识到岳麓山阵地的重要性,慌忙让59师、102师主力趁夜渡江增援岳麓山,由于抽调命令是夜间下达,部队没有做好动员准备,士兵以为退却,慌忙中不等接防部队到达,就涌向江边。
结果,渡江场面十分混乱,坠入江中淹死的士兵竟然不下千余,士兵很多武器丢失,天亮后日军猛烈袭击渡江部队,场面更加混乱。
失去指挥控制的部队,没有进入新阵地支援岳麓山,纷纷向衡阳方向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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